文化特点篇1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文化特点篇2

　　第一，“开放语文”是一种交互性文化。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存在。在家庭、社会、学校，亲情之间、友情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都会产生种种关系，彼此无声无息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精神共生、心灵共鸣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相互倾听那些流淌在心灵深处的细微而美妙的声音。分享、欣赏着交往中彼此的心灵的美与善的对流。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开放语文”就要让师生、生生去相互交往，也与文本交往，与世界交往。

　　第二，“开放语文”也是一种情境文化。开放不能局限在小小的教室、学校里，师生都生活在一定的情境中，耳闻目睹，无不受到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开放语文”是一种大语文现象。学校的每一面墙壁、每一扇窗户、每一级楼梯都会“说话”，都会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影响着过往的师生，甚至那些飘浮、弥漫在空间里的尘烟也蕴藏着教育的信息。师生的穿着仪表、举止言谈等，无不浸润着孩子的肌肤和心灵，感染着每一个孩子，所以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力量。

　　第三，“开放语文”又是一种体验式文化。“开放语文”绝不搞抽象说教，更不会硬性灌输，强加于人。甚至可以f，“开放语文”的实现主要靠学生个体的体验、情感的共鸣。有人说，头脑可以制造出确定的知识和高深的理论。但只有当我们用心去体验的时候，才能真正进入生命的殿堂。学生需要知道什么，更需要体验、体悟，用心去倾听、去分辨肉眼看到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所以，“开放”作为一种文化，应该借助这种无形的、隐形的力量去唤醒内心的体验，从而唤醒沉睡的人性，激活疲惫的悟性，激发生命的活力。

　　文化特点篇3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文化特点篇4

　　【关键词】电视广告 大众文化 文化空间 健康广告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活动．它的本质在于商品利销性。作为经济和传播领域的一种现象，社会对于广告有更多的理性审视或现实要求．譬如它可能或将要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广告体现的是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反思。本文将以电视广告为例，分析广告的文化特点。

　　一、电视广告蕴含、生长着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信息和服务信息的同时还传播了生活模式和消费文化。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大众的文化心理。

　　普通的老百姓在消费行为中，既不主张过于超前消费、过于标新立异，但也不要落后，希望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物品的使用也是精打细算．既要达到目的，也须崇尚节俭这种思想在广告中的表现，是既强调潮流、时尚、功能，同时也宣扬商品的耐用、实惠等等。如雕牌洗衣粉．在上世纪90年代末瞄准城市中档洗衣粉市场的空缺，一则“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广告．正迎合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心理。广告回避了当时众多洗衣粉广告的功能性宣传．反复用“我要雕牌”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暗示雕牌的实用价值和实惠价格．一时间该广告家喻户晓。再如大宝SOD蜜，观众最熟悉的都是那句“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广告词，大宝产品定位中低档消费市场。以分量足、实惠。最优的性价比为竞争优势。又如一些中低档的品牌．红豆衬衫、李宁运动服、双星鞋等。这些产品质量的印象并不如高档品牌，但给消费者“实惠”、“物有所值”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消费印象。

　　中国电视广告历经了几十年的流变。从大多数作品中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制造的是消费，生长的是，诉诸的是感性．甚至制造了一个消费乌托邦。质朴的或华丽的、简浩的或精致的音像符号以及整个结构所体现的．除了商业性本身。还有它制造的某种社会性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这些变化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体现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取向所构成的文化心态。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又一个生长点。

　　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重心由生产转化为消费．“服务”成为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工作。体现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就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取向．不仅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反映，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导向。

　　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广告担当的是被商品化了的角色。它尽力表演着世俗社会。从最初的告白式的广告，到广告与艺术的结合．到品牌理念的提升，都昭示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艺术品质与消费文明达成谅解．市场、艺术与消费者握手言欢。

　　二、电视广告构筑的“文化空间”

　　较之20世纪的保守风格。21世纪电视广告显得轻装上阵。恣睢无忌，天马行空。这种充满活力的表现证明了广告是商品意识、艺术魅力和大众文化三者结合的最佳表征。在这样的表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

　　在电视广告作品中不难发现．它的文化表象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它往往制造的是煽情的、夸张的感官刺激．显示浮华、喧闹或平庸，以此制造生活的幻像，狂轰滥炸式的创作使即便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也难免不受影响。它将理想化了的、虚荣的、充满希望的人生浓缩在一幅幅画面中，甚至创造了乌托邦的极致。

　　1　电视广告体现的最直接概念是“时尚”。

　　广告表现为大众文化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动着受众。支配着其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倡导时尚，换句话说，作为大众文化的广告，主要体现为时尚文化，追求商品时尚化，导引大众购买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迅速制造时尚。与时尚结合在一起的广告有一种人格化倾向，对广大消费者具有人格的影响力。都市、时装、信用卡。各种引领时代潮流的“物质”占领着人们的视野。即使是在一些追求质朴的作品中，也往往隐含着对“都市”的心理眺望。人们被暗示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和膜拜；观众、读者在一个叉一个潮流的裹挟下目不暇接；当“时尚”与“个性”嫁接或兑换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公共化”了。

　　2　电视广告创意提供了一种“社会范式”。

　　譬如，在大多数广告中。人们能看到“英雄形象”的感召。在这一点上．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共同构成了某种社会情景．出现在画面上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性别环境似乎都构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期待――男性话语中心和与之相关的女的微妙歧视。在大多数作品中，男性往往扮演了事业成功者、家庭的成功者甚至性格的成功者，女性则通常扮演了“贤妻良母”或“现代花瓶”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电影艺术实践和理论的集合点――“好莱坞”模式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它创造了概念，概念又深化为规范。规范最终成为某种“社会真理”。)这种独特的社会期待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在于它成功地对受众产生了暗示、感染及模仿，这使它甚至与“神话”的结构方式是共通的。

　　这种形象示范的方式，意味着广告体现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消费社会的个性领导者与传统和解者的角色统一。

　　3　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突出表象，是对大众趣味的媚俗化迎合。

　　这突出体现于性诉求广告中。目前，出现在电视上的性诉求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用性的元素来表现非性的题材，增强冲击力；二是用隐晦雅致的手法表现与“性”或相关敏感的题材，削减刺激，避免受众的不快。这些性诉求广告．反映了广告处于发展阶段的一种局限性．也是广告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洗礼。广告表现媚俗化的现象，将会随着受众成熟和健康意趣的强化逐渐减弱。

　　大众文化创造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必然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也与既有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产生冲突，这使得电视广告作品中到处可见含混不清的内容。电视广告因而总是面临着社会大众接受还是拒绝的判决。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美学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新的价值标准的找寻．以及重新的回归自然。充分展示着电视广告因其本质的特殊性而形成对大众文化的特殊感应．并最终塑造了一个时尚文化范式。

　　三、对“健康”道路的选择

　　对于电视广告而言．受众是具有特殊性的。人们在欣赏电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强调的是审美愉悦和审美情感。而在欣赏电视广告作品时．人们期望得到满足的另一个需求是产品或品牌信息。这也正是电视广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消费者的需求构成了电视广告创意的目标。

　　在商品和购买力尚不充分的早期市场，消费者需求体现的主要特征是“理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产品的实态依托，成为他们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当物质生产逐渐丰富起来时．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和选择性都大大提高．他们开始寻求满足更多需求的产品的“独特性”。随着社会进步，价值观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消费者又越来越重视心灵的充实，他们期望从产品身上获得更多的心灵满足。

　　目前．在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上，值得期望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应该是．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经验．倡导并弘扬积极价值观的“健康广告”。这样的广告将不再是对西方广告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人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规范依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消费者的意识核心依然是较为传统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导致东方审美心理依然是崇尚和谐。崇尚“天人合一”，崇尚“大同”。受众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集体化的。较西方“知在个体”的个性化、反叛化的创作作品而言．中国消费者显然依旧重视社会的规范和共性，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谐”态度。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消费者市场上出现的特殊情况是．各种消费群体有共生性，消费价值选择也错综复杂。广告的泛滥使得消费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忽略甚至反抗广告。客观上，人们形成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电视广告设计应该更加人性化，应该更加了解不同时尚背景下的新的审美和视觉要求。广告好的内容应加上某种独特的形式．而好的形式也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真正能打动人内心情感的。是那些潜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相通的情感文化传播，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目前可见的公益广告、品牌广告．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已经用丰富的色彩、优美的音乐、简洁明快的语言。吸引着电视机前的观众。

　　文化特点篇5

　　作者：朱世学 单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发展 西周以后，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现小件青铜器的数量亦在进一步增长，如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8]251的西周文化层中（第④层），就出土了小件铜器14件，其中有铜锥4件、铜凿1件、铜削1件、铜镞7件、铜环1件、铜鱼钩1件等。在该遗址的东周文化层（第③层），亦出土小件铜器14件。器类有锥、凿、削、镞等，其中有铜镞8件，可分三式，占57％以上。在清江鄢家坪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制作铜工具的陶范残片，可知铸器的形状者有铜斧等器类。在清江岩屋顶西周时期的墓葬材料中，发现了一件陶范，属于铸造“鱼叉”的范具，且完整无损。 在峡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当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 如在巫山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先后共发现小件铜器58件。其中1997年第一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28件[9]57，器形有镞、刮刀、鱼钩、锥、条形器、蝎形饰、杈角形饰和珠形饰等。 2000年第三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30件[10]112，器形有镞、鱼钩、条形器、铲形器、钉形器、锥形器等等，其中有铜镞12件（分四型共六式）、鱼钩3件（分三式）。 在忠县中坝遗址周代文化堆积层中，也先后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件青铜器。1997年出土小件铜器9件[11]598，其中有铜镞6件、铜饰3件。1999年出土小件铜器15件[12]1036，其中有铜镞11件、铜鱼钩1件，此外还有铜环及铜器残件等。2000年发掘时出土了斧、削、镞、印章、饰件等小件青铜器[13]1592。 在秭归柳林溪[14]193周代遗址中也发现小件铜器19件，可分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和装饰品，器形有箭镞、刀、环、套筒等，其中有铜镞10件，可分为二型三式。除了一些小件铜器外，伴随青铜器出土的还有一些冶铸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铜矿渣，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如在秭归官庄坪、巫山双堰塘、丰都玉溪坪、石地坝等西周时期的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青铜冶炼后遗留下来的残铜渣。有的遗址还发现了当时用于铸造青铜器小件的范模。如1981年，秭归柳林溪遗址[15]102商周文化层中，发现了两件陶范，均为泥质红陶，为扁形器外范，可能是铸造铜凿的，其中1件长9.9厘米、宽5.7厘米、厚3厘米。1997年，云阳李家坝遗址[16]219的商周文化层中出土一件用红砂石制作而成的钺范，宽11.1厘米、长8.7厘米。1981年，秭归官庄坪遗址[17]312东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了一件用棕红色砂岩制成的刀范，范面阴刻刀模，刀背厚，刃薄，弧背平刃，直柄中间有凹槽，柄与刀身结合处有三道朝下的刻划痕迹，石范全长9.5厘米、最宽处6.8厘米、最厚处3.4厘米。 总而言之，夏商周时期，巴族所在的三峡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均属于小件青铜器，器形简单，铸造粗糙，多为镞、针、锥、钩之类，主要是用于狩猎、战争、捕鱼、缝织服装或编织渔网等等。大件青铜器虽偶有发现，但这些大件青铜器均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且多窖藏于江、河岸边，并非出自遗址或墓葬中，作为祭祀之器有可能源自中原地区而非本地制造。从清江香炉石、巫山双堰塘等早期巴文化最具代表性遗址出土的小件铜器可以看出，当时巴族的青铜铸造业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在三峡东部的两湖地区、北部的陕南汉水上游地区、西部的城都平原地区都有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出土，因此，与周邻地区相比，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还是显得比较落后。这是由巴族所处的三峡地理环境以及渔猎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当时巴国无法与楚、蜀相抗衡的真正原因。 二、战国到两汉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繁荣 战国时期，巴人的青铜制造业在商周时期的萌芽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青铜工艺逐步成为巴族地区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无论是铸造的质量，还是装饰技法，以及对青铜器原料的配料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一批铸范及有关铸造遗物，反映了巴族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冶铸业状况。建国以来，在巴族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青铜乐器、生活器、兵器。青铜乐器以虎钮錞于、编钟、铜钲为代表；兵器以剑、戈、矛、钺为代表；生活器以釜、洗、壶、鍪等为代表[18]76。 从这一时期巴族地区青铜器的出土方式看，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在人类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小件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类、工具类、其它类。兵器类中以箭镞最多，形式有双翼式、三棱式等。工具类主要有刀、斧、鱼钩等。其它类主要有镯、圈、环、簪、钮等等。另在不少遗址地层中发现有铜矿渣。 二是在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边、山坡、洞穴或树下。分布范围很广，在峡江地区与巴族内陆腹地均有发现。器类以大件青铜器为主，尤其是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铜钲）和生活器（生活器以釜、洗、壶）为主，青铜兵器在巴族内陆腹地的窖藏中很少发现。 三是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战国时期巴族地区墓葬出土青铜容器、兵器、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现象极为普遍，大件、小件铜器均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器形主要有釜、鼎、罍、甑、盆、豆、杯、盒、鍪、壶、剑、钺、戈、矛、戟、鐏、弩机、甲胄、箭镞、斧、刮刀、斤、凿、削刀、带钩、印章、铺首等等。涪陵小田溪发现巴人墓葬9座，先后出土铜器近200件。巴县冬笋坝发现巴族墓80多座，每座平均出土青铜兵器3至5件，约计有300多件。云阳李家坝发掘战国巴人墓85座，先后共出土铜器134件。四川广元、峨眉、成都、绵竹、犍为等地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亦应在1000件以上。 其中峨眉符溪出土的兵器约在300件左右。绵竹一座木槨墓就出土青铜兵器上百件。新都乌家堡战国木槨墓出土青铜容器、兵器共188件[19]3。除此而外，在渝东、鄂西、湘西及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的巴族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巴式兵器、容器和生产工具等，其数量无法统计。#p#分页标题#e# 这些出土的巴式青铜器，无论其铸造质量或装饰技法，都十分精湛。尤其是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器物之精美都堪称巴墓之最。据对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的金相鉴定，证明与《考工记》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为例，其含铜82.11％，含锡15％，含铝1.5％；而《考工记》所载的中原地区铜矛的铸造比例为含铜83.33％，含锡16.67％[20]58。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其铜锡合金比例为含锡16％～17％[21]26可见，巴族工匠已能与中原工匠一样比较正确地掌握青铜的合金比例了。中国古代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见于《考工记》，这是先秦时代古代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该书记载了六种器物的不同含锡量，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5.71％、含锡14.29％；“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3.33％、含锡16.67％；“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80％、含锡20％“；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即含铜75％、含锡25％；“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即含铜71.43％、含锡28.57％；“鉴燧之齐金锡半”，即含铜66.66％、含铜33.33％[22]497。 这个合金配方，总结了青铜合金性能随配比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应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青铜合金的科学总结，在世界冶炼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工记》中还有关于冶铜时观察火焰以判定冶炼火候的记载，炼铜时，从黑烟、白烟到青烟，预示着铜锡中的杂质挥发完毕，精炼成功，才可以用于浇铸。所以到现在人们还用“炉火纯青”一词来形容事物的精纯，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从这一时期巴族地区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看，明显是采用了中原地区春秋中晚期发明的分铸法和失蜡法等先进的铸造工艺。所谓分铸法，是器身与附件分别做模，最后把各部分铸件组合在一起浇铸、焊接成型的工艺，它便于铸造形制复杂的器形。失蜡法溶模铸造工艺，是先用蜡、油等做成器物的模型，外面涂上耐火材料拌成的细泥浆，使凝固成型，浇注铜液时，蜡、油遇热流出，铜液冷却后即成为带有繁缛花纹的铸件。尤其是虎钮錞于的铸造成功，是巴族地区青铜铸造技艺成熟的标志。据考证，虎钮錞于的铸造，采用合范铸成，依錞于的器身，可见有规律的垫片点，它是模具内部的支撑点，形如方钉，约1厘米见方。可见，青铜铸造技艺必须是精工规整方能成器，且模具上的花纹也必须是精雕细刻而成。在小田溪一号墓出土的14枚铜编钟，不仅大小比例匀称，而且钟面上还饰以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钟架上的虎头饰件则饰以错银云纹；三号墓出土的一铜壶上用错银的技法，制成云水图案，其精雕细镂，浑然成体，表现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此外，在出土的巴式兵器剑、矛、戈等器物上，也刻画了虎形纹、手心纹等各种精美纹饰。这些青铜器上的各种花纹图案，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工艺特点和工艺水平，还表现了那个时代不同区域民族文化的习俗和风格，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巴族历史、了解巴族文化的重要材料。 三、巴人青铜文化的特点 从巴式青铜器的出土状况和文化特点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体现了巴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该地区出土文物中，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较多，这充分说明了该地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较高，从而推动了该地区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并促进了铸造水平的提高，进而带来了铜矿资源的不断开采和利用。三峡地区发掘的大量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表明，当时峡江地区与区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使之成为了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的中心地区。 巴族进入青铜文明的时代虽然相对较晚，但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青铜工艺已经成为巴族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如青铜乐器、兵器及生活用器等。无论其铸造质量或装饰技法，都十分精湛。据对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的金相鉴定，证明与《考工记》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为例，其含铜82.11％，含锡15％，含铝1.5％；而《考工记》所载的中原地区铜矛的铸造比例为含铜83.33％，含锡16.67％。可见，巴族工匠已能与中原工匠一样比较正确地掌握青铜的合金比例了。在小田溪一号墓出土的14枚铜编钟，不仅大小比例匀称，而且种面上还饰以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钟架上的虎头饰件则饰以错银云纹；三号墓出土的一铜壶上用错银的技法，制成云水图案，其精雕细镂，浑然成体，表现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 当然，从巴人青铜文化特质以及原生形态上考察，仍具有较强的原始自然色彩，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在铸造技术、规模、年代、精致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是两种不同体系、不同品味，也极不对等的文化。这是巴族地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经济文化中表现为，生产力水平较低，原始的渔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耕作技术低下，劳动协作程度低，自然环境对经济生活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在精神文化中则表现为，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如此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品献与祖先或山川河神，足见巴人对鬼神的敬畏和膜拜程度。 纵观世界文化史，渔猎经济的社会，其凝聚的动力主要是宗教和军事。巴人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其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因而其宗教则更多的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制度文化中，其社会组织仍然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和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缺少一套完整的规范和规则来统一全社会成员，部落和家族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合力，因此也无法与东边强大的楚国相抗衡。 （二）体现了巴族崇力尚武的民族习性 古代巴族是一个憨厚质朴、崇力尚武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巴有将，蜀有相”之说《。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师勇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巴人“初为汉前锋，数陷阵”。战国时期考古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巴式青铜兵器，便是巴人这种崇力尚武民族习性最有力的佐证。据粗略统计，仅目前在广元、成都、犍为、巴县、峨媚、涪陵、绵竹、芦山等地出土的巴式青铜兵器就达到1000件以上。#p#分页标题#e# 在巴县冬笋坝发掘的八十多座墓葬中，平均每座墓葬都有青铜兵器3至5件，合计300多件。从巴族地区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类型和数量看，首先是兵器数量多且比例大，一般占总器物的一半，有时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再者是形成了以剑、钺、戈矛等为核心的器物群。尤其是巴式柳叶剑，其出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巴式青铜兵器中都堪称首屈一指。《说文》云：“剑，人所带兵也。”古代巴族是一个善于驾舟、习于佩剑的民族，佩剑之习俗一直为当时人们所推崇，并有一种等级和身份的象征，死后便以此随葬，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在巴族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原因所在。 纵观巴族地历史，尚武精神不但是巴人文化的-122-重要特点，也是巴人生存、发展、生息的脉络。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23]58：在巴人的民族文化精神体系乃至伦理倾向中，尚武精神不但表现为群体的精神文化，而且它在整个满足的文化氛围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巴人历史发展演进的主线，是巴文化特质的有力体现，并在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是留给后裔的宝贵财富，是巴人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更是巴人壮大、辉煌的有力保证，巴文化得以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 （三）体现了巴人率直豪放的个性 巴式青铜器中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钲等为主，它一方面说明这是古代巴人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军乐器，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扬于世。“汉高祖平定三秦之战”中更是表现出巴师的风采。巴人这种坦诚豪放、耿直仗义、好战喜舞的文化性格为今天的土家族所继承，如今酉水流域的摆手舞和清江流域的跳丧舞就颇具巴风土韵。 另一方面也说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优秀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从巴、楚青铜乐器文化的对比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巴人的青铜乐器多见于窖藏，少见于墓葬，并与当时的祭祀息息相关；楚人的青铜乐器均出自墓葬，作为随葬品在使用，不见有巴民族这种窖藏形式，并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二者在青铜乐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楚人以成套的编钟为主，少见有錞于和铜钲；巴人则以錞于为主，少见有成套的编钟，并有相当数量的铜钲出土。据对这些铜钲测音的效果看，仅能发单音，而非双音制，其作为演奏乐器的功能相对较差。从发音效果看，巴人的青铜乐器显然无法与楚人的青铜乐器相提并论，且就时代而论，楚地出土的青铜乐器明显要早于巴地，前者多为西周至战国，后者则多为战国到两汉，显然，巴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四）体现了巴族重巫信鬼的功利原则 巴人的青铜文化讲究古朴自然和娱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装饰。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剑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随仿装饰精美的楚式剑的原因所在，从巴式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特点总的来看，也相对比较单纯，其精美程度无法同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装饰相比较。与楚式青铜文化不同的是，由于巴式青铜器多用于祭祀，因此特别注重娱神的功效，这在巴式青铜器虎钮錞于上表现尤为明显，巴人从东夷人那里承袭了錞于的形体及音乐和祭祀功能，然后以严谨的态度将錞于盘中的钮式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錞于之上，虎为百兽之王，为古代“四神”（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一，相传能避邪降妖，巴人想以此在祭祀中更好地发挥其娱神之功效，求得神灵的保佑。正如有学者所说：“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成份少，而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甚至在不少的内容上可以称之为粗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 这一方面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巴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因为做为巴地民众，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会文化发展的层次不高，其行为方式多本质之自然流露。这与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巴人“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辩丽之气”的风俗是相符的。 巴人所处的地域主要在现今的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川东北山地和川东南长江上游一带，境内山岚重叠、水系发达，境内虽然资源丰富，但地理环境却十分恶劣，粗放的农业和渔猎经济模式，造就了巴人强悍的性格和尚武的精神，从廪君掷剑组织部落联盟开始，到协助周武王伐纣中的“勇锐”，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与楚、蜀、秦之间的步步抗争，无一不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因此，巴人的青铜文化中，巴式兵器之所以成为一个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器类，与其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生活习性密切相关，说明巴人在维系自我生存中，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战国到两汉时期是巴人青铜文明的兴盛时期，其青铜器主要包括乐器、兵器、容器、工具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乐器和兵器。从整体上看，器物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但诸如虎钮錞于、巴式柳叶剑的形态制作以及巴式兵器中的特殊符号等都极富地方特色，表明技术行为仍受制于自身结构。当然，从总体来看，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巴族的青铜文化要晚得多，铸造的规模也要小得多，除了少数制作较为精美的器型之外，大多数青铜器都还保留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制作较为简单、粗糙。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是在商代，而发现小件青铜器则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从夏商时期开始出现小件青铜器，但直到战国时期才步入其鼎盛阶段，并延续到汉代以后。归根结底，是巴族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然。

　　文化特点篇6

　　一、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化策略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1)文化。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文化特点篇7

　　本文作者：赵阳工作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曾以“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来批判宗教的虚幻，〔10〕这种宗教神话已经在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被打破，不过，科学技术又建立了新的颠倒幻象和现实的神话。随着媒介技术和视觉技术的高度发达，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超空间里，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在其效应上，它给受众以真实而深刻的感受。詹姆逊说:“我认为形象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你看着一幅绘画，你会说这并不是现实，这只不过是幅艺术品，而在摄影面前你却不能这样说。你意识到相片上的形象就是现实，无法否认现实就是这个样子。”〔11〕符号与现实的距离感随着摄影、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而逐渐消失。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是现实原则，而是“拟像”的模拟原则，媒体制造和传播的“拟像”预设和构造了现实本身，时尚电视剧里的服饰、广告里吹嘘的理想家居、电影里的旅游胜地……这些图像成了决定现实生活的因素。这种传媒对现实的代言、选择、安排或规约，也就是韦尔施所说的传媒现实导致的日常现实的“非现实化”。在电子媒介时代泛滥的影像之流中，现实被急剧扩张的符号遮蔽、改写和构造，过去那厚重的、物质实在的现实，成为可操纵的、可塑造的、最柔顺、最轻巧的东西。在图像僭越现实的过程中，现实的生活空间转变为仿真的、脱离真实场所的超空间。随着超出主体把握能力之外的超空间的形成，崇高感也发生了改变。超空间带给人们的精神分裂式的异常强烈的欢觉，詹姆逊称之为“歇斯底里式崇高”。“歇斯底里式崇高”已经与柏克和康德的“崇高”大不相同。在柏克那里，崇高感的心理内容主要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个体感受到痛苦或凶险时才产生的恐惧和惊惧。崇高的对象又不同于实际危险，它处于一定距离之外或者得到某种缓和，因而恐惧和痛苦可以转变为愉快，崇高感就是面临恐惧的对象却没有真正的危险从而产生的胜利感。康德“认为‘崇高’所表现的一方面是自然界的神奇力量，以及人处身于大自然中相形之下而呈现的渺小感觉”〔12〕，另一方面，是人在无法把握的、无穷无限的大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到的痛苦。康德从柏克那里继承了崇高是克服了痛感后产生的的观点，又将柏克把崇高感归为人的“自我保全”的基本冲动这一观点升华为主体自我尊严的维护与提升，认为崇高便是主体凭借理性的、伦理的精神力量超越了自然之力给人带来的痛感而获得的间接愉悦。在后现代时期，崇高被重新诠释，成为“歇斯底里式崇高”。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首先是“自然的消逝”。柏克和康德所处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仍然能基本保持一种本原性的关系，大自然是人类社会文明所面对和改造的“他物”。到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然全然消失在人工化的现代技术文明之中，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被传媒图像间接化并遮蔽了，在康德那里作为“他物”的大自然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彻底消褪。“我们的脑系统、想象系统皆无法捕捉”的后现代空间取代了大自然，因而，“歇斯底里式崇高”也是一种“科技的崇高”。其次是“主体的迷失”。作为客体的“他物”，不管是昔日的大自然还是如今的后现代空间，对于主体来说都是超出了自身把握能力的。所不同的是，在康德那里，主体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在心理上超越客体的巨大和无限，在与对象的对抗中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在后现代空间中，零散化、非中心化的主体已经丧失了超越对象的能力，主体迷失于客体之中。在后现代超空间这个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里，人们丧失了位置感和坐标能力，产生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迷失于由现实的非现实化所带来的“既诡谲奇异又富梦幻色彩、而且一概是奔放跳跃的感官世界”〔13〕。在拟像的包围之下，现实感隐退，人获得的是一种商品逻辑控制下的物品和环境的外观带来的奇异感受，一种虚幻而又充满异彩的狂喜化的视觉满足，这就是“歇斯底里式崇高”。它类似于吸毒者的“幻游旅行”体验———在短暂的视觉冲击下，灵魂出壳，狂喜不已，但事后并未让当事人领悟到深刻哲理。〔14〕

　　当代视觉文化是在一种既令人忧虑又蕴含着潜在的提升希望的张力中生存和发展的。从积极的角度和理想的状态来看，视觉文化在两个向度上超越了带有精英性质的印刷文化:一是以感性愉悦颠覆理性沉思，将长期被理性和形而上追求压抑的感性和身体解放出来，肯定世俗欲念和日常生活，强调文化娱乐功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在快节奏生活中身心俱疲的当代人提供精神上的放松，令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人性化;二是以大众趣味解构精英话语，结束了精英操控下的中心化、等级制文化格局，认同大众的多元价值选择，使文化生活更具开放性、交流性、更多样化，开辟了更为公平民主的文化共享空间，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整体进步。但视觉文化又陷入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悖论，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浅白的意义、虚幻的自由、价值的放逐和现实的隐退。首先，视觉文化对理性压抑的反拨显然已经“矫枉过正”了，它将人从“理性的异化”下带出，旋即又将人推入“欲望的异化”，理性维度的精神提升被舍弃，文化经典所确立的意义高度被消解，视觉文化滑向了片面的轻松愉悦甚至浅薄低俗，只有此岸世界的满足而无法抵达彼岸世界的净化与超越。其次，摆脱了理性控制和精英标准的视觉文化并没有带来人的真正解放，因为它又陷入了消费逻辑的掌控，视觉文化所张扬的感性美学受到商业利益标准的衡量和支配;从理性的规训中解脱出来的感性和身体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是转入资本权利的规训和标准化塑造之中;“狂欢要素转换、合成为炫耀型消费”，〔15〕这种被改头换面、徒有外表的狂欢，不过是借狂欢之名，通过非理性消费而对狂欢活动进行的效仿。第三，多样化、开放性的另一面是拼凑的大杂烩与文化失序，是无原则、无责任的放肆嬉戏和追逐时尚、趋利媚俗的新的同质化;无原则的片面高扬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麻木、漠不关心的“伪宽容”，打着个性化、开放性旗号的混杂无章，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的逃避，“怎样都行”的背后隐藏着丧失价值判断基点的茫然无措。第四，随视觉文化而来的生活审美化同时也是现实的虚拟化，虚拟的、可塑的、易变的、无现实重量的超空间并不能像故土家园一般给人以归宿感，处在后现代超空间里的人始终有漂泊感和异在感，现实在别处，生活也在别处。视觉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导，不是主观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视觉文化的勃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要立足于现状，认识和批判视觉文化的弊端、缺陷，又要认识到这种批判应是指向未来的，还需要有建构和提升的向度，以引导视觉文化在整合历史上各文化形态的基础上走向更合理、更完善的境界。笔者在这里仅分析目前较明显的三个提升视觉文化的可能性:第一，“第三只眼”与视觉素养的培养。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一味批判视觉文化的娱乐性及由此得出的“关掉电视”、限制视觉文化的极端做法，并不能解决视觉文化带来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途在于找到怎样看电视的方法。〔16〕波兹曼的观点提醒我们，超越当前困境的方法要自视觉文化本身之中去寻觅，要把思考的重心从“看什么”转移到“怎么看”。也就是说，当前视觉文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不能仅单纯归咎于平面化、奇观化、虚拟性的图像本身，主体对感官的一味追求和对图像的盲目跟随态度也要负很大责任。前文已经论述过，在视觉文化的发展中存在一个从“精神之眼”到“肉体之眼”的视觉观念的变化过程。“肉体之眼”虽然避免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形而上的异化，但它又遭到欲望的形而下异化。视觉文化的提升、审美理想的重塑，要求我们必须在“精神之眼”和“肉体之眼”之间求得平衡，找到既突破了理性的形而上压抑又超越了感性的形而下异化的“第三只眼”。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知觉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确证了“第三只眼”的可能性。在阿恩海姆看来，视觉同样也包含思维，视觉的过程就是思维、悟解的过程，思维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心理活动(推理、分析、综合等)，在视觉中同样存在。这就为视觉文化中感性体验与理性参与的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视觉本身即是思维的、主观能动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使其思维的因素更敏感、更活跃，培养一种正确识别、理解、运用、创造和享受视觉文化的视觉素养。眼与心、感性与理性、享受与思索和谐互动的观看，才是视觉文化所应该提倡和追求的观看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观众对图像不假思索的沉溺和被动追随，形成一种主动的批判性解读的能力和习惯，在富于诱惑力的影像幻境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将低水平的感官满足提高为高水平的辨识鉴赏。整个社会的视觉素养和观赏趣味的提高，必然会带动视觉文化在整体品位上的提升，促使其向既生动鲜活又不浅薄低俗的方向发展，从而开创一个更为和谐、理想的文化空间。第二，“生产性受众”与技术民主化。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视觉文化中受众的被动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认识。在纷至沓来的影像轰炸中，观众只能被动地、盲目地观看，在消费和形象的合谋中被控制和操纵。图像通过对观看者欲望的捕捉控制了主体，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了图像所传达的他人的意志。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控制—接受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其中存在着松动。比如传播学家约翰•费斯克所提出的“生产性受众”理论。“生产性受众”形成的基础首先是霍尔所指出的传播者的制码信息和受众的解码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除了顺应接受，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解读还有“协商式”解释和“对抗式”解释，受众的解码信息可能与传播者的制码信息风马牛不相及，影像的意义在受众那里具有多义性。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受众的解读不仅仅是一种抵抗性的解读，更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即读者创造性地利用文化产品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生产符合自己立场的意义。文化产品往往是被不怀敬意地使用的资源，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并且在这种生产中获得。技术的民主化从技术层面保证了“生产性受众”的形成。在数字影像时代，随着数码相机、DV、家用电脑和视频编辑软件的普及，影像制作技术日渐被大众所掌握，视觉产品的生产不再完全被少数专业影像生产者所垄断，技术门槛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单向话语权。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网络环境里，受众同时又是生产者和传播者。对很多网络视频制好者来说，电影、电视剧都不过是豪华的素材库，为他们的视频制作提供大量的、可供剪辑的影像片断。网民自己剪辑制作的短片在网上大量流传并且广受追捧，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当然，在巨大的资本权力面前，“生产性受众”的力量仍显得微小，但对受众的生产性的挖掘，无疑为视觉文化的提升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第三，在“图”、“文”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提升视觉文化的精神内涵。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曾说过:“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正如印刷厂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抹去中世纪传下来的谚语和格言一样，这些记忆程序属于口述社会，因此，电视不阻止我们去卢浮宫———甚至反过来也一样———而那些古埃及的文物断片也会向我的那双时时注目荧屏的眼睛开放”。〔17〕文化形态的转变不是绝对的替代和断裂，当代视觉文化不是在印刷文化“终结”后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上对以往文化经验的整合，视觉文化也没有取消以文学为代表的印刷文化，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断裂。但是，视觉文化又确实对印刷文化造成了威胁。过去，图像是文字的装点，而现在，文字成为图像的注脚。当代人普遍面临着“阅读困境”，文学也在图像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忘却了一些原属于它的本真性的追求。不过，在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造成威胁的过程中，又蕴含着“图”、“文”优势互补的可能。首先，视觉文化“并不取代话语，而是使其变得更易理解、更敏捷、也更有效率。”〔18〕传统的较为严肃的阅读经“图像化”改造变得更有趣、更富于，从而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扩大了文学经典的影响范围。其次，“图”、“文”之间形成了新的互文性和更广泛深入的互动性。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那带有精英色彩的等级制文化格局的突破，无疑为“图”与“文”的交流、对话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互动性更强的环境，为“图”与“文”的双向共生、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当然，要真正实现“图”、“文”优势互补，而不是令其成为片面的以“图”抑“文”、因“图”弱“文”，还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图像化趋势中，既要发展新的文学观念，又要坚持文学的自身特性和精神操守。文学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独特的诗意空间在视觉文化中是无法找到的，它对生命的独立解读、对社会的清醒反思、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也是当前平面化、娱乐化的视觉文化所缺少的，这一切都是文学在图像化、市场化困境中所必须坚守的。二是视觉文化对印刷文化的整合也不能停留在将印刷文化通俗化、浅易化的层次上，而要自觉地吸收印刷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实现官能和精神超越、鲜活生动和意蕴深度之间的统一。

　　文化特点篇8

　　【关键词】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286-01

　　一、东北区域概况及地域文化的形成

　　（一）东北区域的地理概况。东北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多样。在这当中，位于中部区域的松辽大平原则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三大黑土地带之一。东北的气候特点类型多样，分别有暖温带气候特点、温带气候特点以及亚寒带的气候特点，其中，南部与北部所表现的气温相差也很大，尤其是北部地区，因其处在最高的纬度带，所以冬天相对漫长，常年冰雪覆盖。除此之外，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蕴含大量的铁、煤炭资源、石油资源、黄金资源等等，而且植被覆盖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蕴含着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例如：人参、鹿茸以及貂皮，被称为东北三宝。

　　（二）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等因素，在相互作用之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特点。因此，也可以将这种文化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活从而衍生的生活体系。在明朝之前，东北地区主要是被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不断角逐的区域，也曾经出现过东胡、肃慎、扶余等一些民族。关东一词的出现则表明了汉、蒙、满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明末的时候，满族不断崛起，从而将各族居民进行了统一，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逐渐迁入关内。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文化受到来自俄罗斯以及日本文化的影响，从而与本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多民族的交融、外来文化的侵入，从而构建出多元化的东北地域文化特点。

　　二、东北地域在多民族下表现的文化特征

　　（一）具有复合型特点的民族性格。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的状态，在长期的发展进程当中，各族人民互相吸引、相互融合，从而构建出豪迈、豁达、互相包容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闯关东”那一时期，迁移的浪潮，使得东北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的频繁，在这当中不仅体现出当地民族那种豁达与包容的性格特点，同时还充分展现出北方民族那种阳刚和不断进取的性格特点。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禁令”的解除，东北地区开始成为来自河北、山东以及山西居民不断迁入的重要场所，而在这些人当中大多都是一些生活疾苦的贫农或者是手工业者，也有许多商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涌入，而这些人群同时也是一些勇于开拓新生活的伟大强者。他们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独自踏上陌生的地方去建造家园，从而练就了乐观、豁达、勇敢的性格特点。

　　（二）具有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地区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等等，这些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着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1.从服装上来看，满族服装对于我国现代服装具有深刻的影响，旗袍、马褂以及坎肩等以独具特色的服装模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2.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东北的二人转作为最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是具有非常浓郁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源于地头文化，随便在一片空地之上，不用任何道具便可以畅快淋漓地进行表演；3.在饮食方面，满族人最喜爱的便是粘食，其中各种制作精巧的点心（如满族饽饽等）成为最具特点的食材，而朝鲜族的饮食文化则主要在于“精、净、敬”这三个字当中，最有名的则莫过于冷面和泡菜；在建筑表现上，满族作为东北区域的土著居民，早期居住的环境相对简陋，冬天主要在地窖中度过，夏天则是在马架子上居住，随着汉族的迁入，建筑逐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综合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段妍.民初东北区域社会风气的演变论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2]郭蕾.文化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概析――以岭南文化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J].兰州学刊，2007（11）.

　　[3]王丽梅，牟芳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价值工程，2007（06）.

　　[4]马兆俐，陈红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文化反思及创新[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

　　[5]肖海凤，梁继超.东北地域文化创新的基本要素[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01）.

　　[6]黄松筠.东北地域文化的历史特征[J].社会科学战线，2005（06）.

　　作者简介：

　　文化特点篇9

　　论文摘要：新闻按其本质来说，就是捕捉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和人物．以这些事件和人物动员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与进步。而新闻传播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的纪实性、事实性、真实性和主体性。因而笔者从这四方面特征入手．探讨新闻传播所显示出的文化特征。

　　一、新闻信息的纪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纪实性是新闻信息基本的传播特征它是衡量信息是新闻还是旧闻的惟一尺度，也是新闻的价值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信息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的状态以及这种方式或状态的及时的表述新闻的纪实性有多层涵义其一，它要求新闻所传递的信息新颖、及时，能够引起受众的关切和兴趣．对受众产生吸引力。

　　其二，纪实性意味着新闻传播价值是由时间法则决定的。新闻的时间法则要求传者努力缩短信息流通时间，将新闻报道和的时间规定在离事实发生或发现的“最近点”，以适应信息社会快节奏文化的需要。

　　其三，从新闻的宣传价值，从体现一定时代、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新闻文化观看来，新闻的纪实性还标志着报道时间～—更准确地说，应是新闻面世时间——恰到好处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人们把新闻的这种“纪实性”称之为“时直性”。新闻的时宜性往往表现为某一具有特殊意义(或称文化意义的时间，客观事实只有适应这一时间的事态变动，才能成为新闻，或成为更具传播价值的新闻。

　　二、新闻信息的事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如果说纪实性是新闻的时间特性的话，事实性则更多地体现为新闻的空间特性新闻不仅要快速反映新闻对象在时间中的运动状态．还要反映它在空间结构上的存在状态。新闻对象在空间结构上的存在状态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事实的发展和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所报道的事实都具有～定时空环境，时空含量是事实的映像。同样的事实，很可能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而带来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这便是新闻事实的相对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彻尔说“新闻显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随着地理、人口和时间而变化一个世纪以来，80％的美国人以农业为主．所以农业新闻是重要的今天，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人1：3干农业．那么在农业区以外．只有当农业的结果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时候，农业新闻才是重要的。”在我们这个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过渡的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三、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新闻学学者刘建明认为：“新闻中每个事实必须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而一系列报道又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整体，叫新闻的真实性。”新闻对客观事实的报道是否真实，实际上往往取决于报道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观察角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就事实而言，真实性应该像一个擦得通明透亮的三棱镜，能够让受众通过它的折射一览无余地看到事实的真相。然而，生活在一定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报道主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三棱镜”蒙上某种阶级或集团的色彩，使它游离于客观范畴之外．而呈现出形形的文化特征。所以说，新闻的真实性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它的客观性，或日“非文化形”另一面是它的主观性．或日“文化形”。那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闻真实性包含有主观因素，显示出文化特征。因为新闻的真实与否毕竟是通过人的认知和反映来实现的。

　　四、新闻信息的主体性及其文化特征

　　所谓主体性，是指传播主体在选择事实、传达信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的个人的意志、情感和认识结构新闻信息的主体性自始至终影响和左右着其他特征(如纪实性、事实性、真实性等)的发挥。

　　为了证实新闻主体性特征及其文化形的存在，我们从《长江日报》l995年3月10日刊载的《记者贩菜记》为例。在这篇报道里，新闻的主体性特征及其显示的文化形式十分突出。它的主体性特征不仅在于记者朴实无华、生动感人地记叙了一次贩菜营销的经过．更在于记者采用中国人信服现身说法”的文化手段，实地参与，亲自体验，实实在在地揭示出市场莱价差率过高的原因。《记者贩菜记》所带来的这一连串的社会反响正是传播主体体察受众文化心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结果。在传播全过程中，传播主体依据自身对客观事实的体验、判断和选择，将信息用最值得人们信赖、最符合市民文化心理的方式公之于众．受众则依据文字符号传达出的客体信息与主体信息融为一体的复合信息。依据自身的外部信息的综合分析解读出远远超过符合运载量的显性的和潜在的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之外的信息”视为新闻主体性发挥到极点。主观与客观高度统一所产生的文化效应。

　　将新闻作品作为客体信息与主体信息的复合物来解读是合乎新闻传播实际，也是合乎认识发生论的揭示规律的。传播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时是参与)、选择和反应，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某种心理指向，显示出传播者认识事物、思考问题和评价社会的已经定型了的思维程式。说到底，它是民族或社会集团长期的文化环境、实践行为在某个具体的人(传播主体)，在某一具体事物(新闻作品)中的折射，是民族或社会集团相对稳固的观念文化在心理内层的积淀演化使然。

　　参考文献

　　【l】《大众传播-5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潘知常、林玮．

　　【2】《当代媒介文化》新华出版社，于德山．

　　文化特点篇10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1)文化。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